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地下党开会迎武汉解放，居然请中统特务站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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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初，淮海战役结束，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，迅速解放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。

蒋介石反动势力节节败退，渡江战役即将打响，全国解放指日可待。

伴随着解放军的空前胜利，武汉也即将迎来解放。

但是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时候。

替蒋介石坐镇武汉的白崇禧，为了防止所谓“异党活动”，不仅发布了所谓“十杀”戒严令，开始疯狂抓捕地下党和革命者，而且还提前制定了“大破坏”的计划，准备在败退前炸毁各种要害设施和重要工厂。

为了迎接解放军的到来，也为了防止敌人搞大破坏，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制定了各方面的应对计划，需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进行部署。

但是令人意外的是，武汉地下党在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，居然把整个会场的安全保卫工作，全部交给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中统汉口站这个反动组织。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难道不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冲击会场，将革命者一网打尽吗？

要知道其中的秘密，还得从中统汉口站长的一次奇特经历说起。

是走是留难决择

谁都知道，中统是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，豢养的都是吃人不吐骨头，杀人不眨人的刽子手。

凡是能获取国民党高层信任，被派往各地担任站长的人，更是十恶不赦的恶魔。

时任中统汉口站长的朱彬，其实也是这样的人。曾经有许多革命先烈不幸落入其手，在遭受各种酷刑摧残后，又被无情杀害。

像他这种手上曾经沾满革命者鲜血的人，是断然不会改变反动立场，向我靠拢的，又怎么可能为我所用呢？

然而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逆转。

白崇禧虽然开始疯狂推行各种恐怖政策，但国民党内党并非铁板一块，里面早就有一些地下党潜伏其中，以各种隐蔽方式暗暗活动。

除此之外，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取胜，随着解放战争的炮声日益临近，国民党内部也在日益分化。

朱彬的家就在武汉，母亲年岁已高，身体也不好，已怀胎在身的妻子又面临生产，形势又日益严峻，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。

思前想后，他认为摆在自己眼前的其实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跟随中统组织一起逃走，要么坐等解放军攻克武汉后束手就擒。

逃走吧，心里实在不忍心抛下母亲和妻子；一起逃吧，自己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，而且国民党全面失败在即，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不逃吧，自己手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，一定会被清算，即使不杀也会被判终身监禁。

想来想去，他总是难以选择，总是在去与留的问题上摇摆不定。

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吗？但他实在是想不出来，所以内心非常苦恼，总是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

朱彬虽然实在想不出第三条路，但是有一人却在好心的帮他盘算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，不便明说。

这种隐秘的事情如果把握不准、把握不好，就会弄巧反拙，甚至带来腥风血雨。

就是在无尽的苦恼和彷徨中，朱彬迎来了那一年的春节。

但是武汉外围的形势更加严峻，国共虽然再次开始谈判，但谁都知道解放军必将统一中国。

所以这个春节他过得并不舒心，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行尸走肉，只能过一天算两个半天，苟且偷生而已。

好友指点光明路

由于心情苦闷，呆在家中也无所事事，他就在大年初三这一天，决定到自己同事徐行家中去拜拜年，走动走动。

令他始料未及的是，正是临时起意的这个决定，让他在不经意之间找到了自己难以想到的第三条路。

徐行其实也是一个老牌特务，时任中统华中区办事处执行组副组长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徐行既是朱彬的朋友，也是他的上级。

晚饭后，酒足饭饱的客人陆续离去，徐行示意朱彬单独留下。两个闲七闲八又闲聊了一会，谈的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事。

也许是听者无心而言者有意吧，徐行抓住一个机会，用试探性的口吻朱彬，现在局势这么紧张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

这个话题再次触动了朱彬苦闷的神经，他一边苦笑，一边摇头说：“走也走不行，留也留不得，我一直在为这伤脑筋呀。”

徐行若无其事地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值得伤脑筋呢，如果实在不想走就不走嘛！”

朱彬痛苦回答：“兄弟，你倒是说得轻巧，象我们这些人要是被对方抓住了，决不会宽容。不但我要走，你也得走呀。”

徐行笑了笑，突然抛出一句说：“唉，事在人为嘛！如果真的不愿走，也是可以想办法的嘛！”

徐行的口吻虽然委婉含蓄，但还是引起了朱彬的警觉。他是国民党培养多年的老牌特工，善于从蛛丝马迹中看透事物背后隐藏的东西。

听了徐行的话，朱彬的心里猛然一惊，也许是条件反应，一只手马上就插进裤腰袋，准备掏出藏在那里的手枪。

直觉告诉他，作为一个中统骨干分子，在这种危机关头，徐行既不对对自己的去向作任何打算，还要劝同事不要走，这里面一定有玄机。

朱彬的警惕性和判断能力的确相当高，徐行的确也是老牌特工，也在中统的特务圈内混得风生水起，但他其实早就被地下党策反，一直在暗中为人民办事。

他早就看透朱彬的苦闷和彷徨，想把他策反过来为党所用。

尽管陡然升起警备心，但两人毕竟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也缩回了去掏枪的那只手，转而好奇地反问：“这样的事，能够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”

此时已是深夜12点半钟，徐行没有直接回答他，只是随手打开了收音机，将频道调到解放区主办的河北广播电台。没过多久，电台就开始播出这样的通告：

“国民党军政人员注意！你们的四百万美式装备军队，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得所剩不多了，全国解放只是时间问题，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：一是放下武器，弃暗投明，向人民靠拢，就有光明前途；二是继续抵抗，顽固到底，将来一定要受到清算。何处何从，希望你们当机立断。”

听了解放军的这个通告，朱彬默默无语，只是不停地摇头苦笑。

徐行抓住这个关键机会，含蓄地引导他：“兄弟，听见了吗，大势所趋的背后，武汉一定会被解放军占领，第三条路是没有的。”

直指人心的开导，引起了朱彬的深思。他沉默良久，终于说出心里话：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谁不愿有光明前途呢？可靠拢过去又没有渠道，怎么个靠法？”

徐行继续引导他：“要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，你真能下决心不走吗？”

朱彬回答说：“你想想看，母亲年纪大，老婆马上要生孩子，我怎么能离开她们呢？如果一家人能在一起，将来又不被清算，谁想逃出去继续受罪？”

眼看水到渠成，徐行不再掩饰，明确地告诉他，如果真想找到一条光明的路程，就请他明天清晨6点再到这来一趟，给他介绍一个能帮他想点办法的朋友。

朱彬拥有丰富的特工经验，当然能够揣测出这番话背后隐藏的玄机，徐行所说的朋友即使不是共产党，起码也跟共产党有关系。

他也明白徐行的苦衷，之所以话说一半，也是有道理的。两人虽然是好朋友，但毕竟都是中统特工。按中统的组织原则，如果发现某人有政治嫌疑，应立即上报和抓捕。

既想策反朱彬，又要防止意外，徐行不能不谨慎行事。朱彬的内心虽然有所触动，但他暂时还只能放心一半，哪能全部直说？

地下党的工作步步惊心，处处充满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外。为了让徐行放心，朱彬也不便再追问，但明确表示将按时赴约。

弃暗投明

第二天清晨6时，朱彬准时来到汉口保华街金城里37号，这里就是徐行的家。

刚一迈入客厅，他就看到一个年约30岁左右的人坐在沙发上。徐行叫家里人回避到另外一个房间，指示勤务员守在门外，杜绝任何人来访。

根据徐行的介绍，朱彬正式结识了当时化名为“金耀宗”的靳彦俊。

靳彦俊，河南潢川人，1946年在省立潢川二中读书的时候，就与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过革命秘密团体“人民文艺研究社”。

从潢川二中毕业后，他又考取信阳师范。因为心向光明，思想积极，在校期间被中共信阳支部发展为党员。

不久后，他被组织输送到解放区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培训，被分配到中共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，主要从事地下工作。

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于1948年冬成立于河南禹县，由组织部长李雪峰和副部长孙祥祯领导，主要活动在信阳、武汉一带，组织开展迎接武汉解放的内线工作。

在从事地下工作期间，靳彦俊不仅从信阳师范选送了许多进步青年到解放区，也参与领导过进步组织“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”的工作，还参与过策反国民党张轸将军起义的工作。

武汉解放前夕，靳彦俊离开信阳鸡公山的潜伏地，被专门派到汉口，主要从事情报收集和策反工作。

解放后，他一直在郑州工作，曾担任过河南省政协秘书。1950年5月，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，他是其中的代表之一，曾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有资料表明，靳彦俊后来自学成才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医名家，是在河南省粮食厅医务所副所长的岗位上离休的。

1950年5月，毛主席接见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代表 后排左二为靳彦俊

经过徐行介绍，朱彬紧紧握住靳彦俊的手不放，心里充满激动。

靳彦俊笑着说，老兄的情况徐大哥已向我介绍过，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交个朋友。

朱彬诚恳表示，我们虽然初次见面，但一见如故，今后就是朋友。

徐行也就高兴地对朱彬说，老朱呀，这就是我替你想的办法，该明白了吧。

三个人会心地一笑，朱彬也就真正知道了徐行的身份，他应该早就和共产党有了关系，他现在所做的这样事，其实是在想办法争取我，也是在想办法帮助自己。

就是在大年初四凌晨，就是在好朋友徐行家中，中统大特务朱彬突然间完成了身份的转变。

他坦率地向靳彦俊表示，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有什么困难只管说，一定会鼎力相助。

第一次立功：为地下党站岗放哨

虽然和共产党接上了关系，打算走弃暗投明的新生路，但没有具体行动，怎能显示自己的诚意，又怎能赢得对方的凉解和信任？

朱彬决心寻找一切可能机会，多做一些有利于人民，有利于武汉早日获得解放的事。

就在朱彬绞尽脑汗，想着如何决裂旧我，开始主动向解放军靠拢的时候，机会已经悄然而至。

春节刚过，替蒋介石镇守武汉的白崇禧，为了达到阻止和抵抗解放军的进攻，开始杨言要炸毁铁路、桥梁、要害工厂和破坏轮渡码头等基础设施。

为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搞大破坏，武汉地下党紧急制定出应对方案，准备发动各行业工人，开展一场“保产活命”的工人运动，与白崇禧进行针对相对的斗争。

要部署和落实这些紧急计划，就得召开一定规模的紧急会议，可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，敌人的暗探和特务布满整个武汉，会场的安全保卫还真是个大问题，参会人员的交通问题也不好安排。

于是靳彦俊就找到朱彬，要他帮助想办法。靳彦彬明确告诉他：“我准备召集铁路工人、码头工人，在硚口油榨厂51号木房内召开秘密会议，布置护厂、护路的问题，希望你能够掩护。”

朱彬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说：“你们放心开会，安全保卫交给我，我会从中统汉口站的行动人员中，选择那些可靠的人员，全部携带手枪，散布在你们会场周围进行掩护。”

就是在中统汉口站的掩护下，会议得以顺利进行。会议结束后，靳彦俊和所有参会的进步工人，得以安全离开。

1949年5月15日防守在武汉电信局的工人纠察队

第二次立功：为地下党排忧解难

没过几天，白崇禧又出台所谓“防止异党活动”的措施，开始在武汉实施戒严。规定每晚10时至次日晨6时，禁止所有人通行。

可是地下党的工作，多半是在夜间进行，戒严一旦开始实施，就会给党的工作带来诸多困难，怎么办？这个难题还是由朱彬帮忙解决的。

他一连开出40多份空白中统汉口站的调查证，连同汉口站的图章、钢印和站长私章，全部交给靳彦俊，由他自己安排使用。

中统汉口站的调查组，具有很高的权威，拥证者不仅可以携带武器，还可在戒严时间畅通无阻。

正是有了朱彬提供的这种调查证，既掩护了武汉地下党同志的活动，也对往返武汉、长沙和信阳等地的地下党，起到了有力的保护作用。

第三次立功：为解放军收集军事情报

到了当年4月，渡江战役已迫在眉睫，收集和掌握国民党军队在武汉地区的部署和行动计划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。靳彦彬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朱彬。

朱彬就利用他中统汉口站长的身份，通过各种人际关系，抓紧与国民党武汉守备军第五十八军中的团长以上的军官，进行频繁联系。

在歌厅、舞厅、酒楼、旅馆等各种娱乐场所，到处都有他为解放军活动的身影。

朱彬充分利用老乡、同学、朋友等各种方式，与那些人拉关系、交朋友、拜兄弟。

用他后来在回忆文章的话来说，只要能骗得他们的信任，什么事都干。

通过这些活动，他获取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，然后请人用蝇头小楷写在薄薄的纸上，再把纸条隐藏在掏空的香烟棒中，两头仍然塞上烟叶，放进烟盒。

然后再秘密交给靳彦俊，由他派人送往解放区。

第四次立功：侦知敌特搜捕名单

5月初，武汉解放进入倒计时。国民党在这里的党攻机关都在开始作撤退准备。

中统华中区的最高负责人吴幕风，指令朱彬迅速到武汉警备司令部开会。就是在这次会上，朱彬突然得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坏消息。

会议由国民党警备司令刘防主持，准备在全市范围内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，实施大抓捕。

刘防明确告诉大家，他执行的是白崇禧的命令，不仅要将已掌握的共产党、赤化分子和激进的教师、学生一网打尽，而且还要处决一批，带走一批。

散会后，朱彬通过秘密渠道，紧急约见靳彦俊，建议他赶紧想办法应对，尽快通知同志们注意安全和及时隐蔽。

靳彦俊指示他最好能想办法拿到名单。

第二天，朱彬特意来到中统华中区办事处，以向吴慕风汇报开会情况为借口，看能否探知一些更详尽的消息

也是机缘朽合，就在他进来的时候，吴慕风正好在审阅一份大速捕的“黑名单”。

朱彬当然迫切地想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，但又不能正面去细看，以免引起他的怀疑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想办法拖延时间，尽量和他周旋。

于是他一边没话找话的和吴慕风周旋，一边借机斜眼偷看名单。完全是凭良好的记忆力，看一个，记一个，竟然也掌握得八九不离十。

有些名字即使隔了几十年，他事后写回忆文章的时候，仍然是记忆犹新，其中就有王汉臣、王文斗、曾卓、张恩泽、李葆初、朱文尧等人。

回来后，他立即将这个情况紧急报告给靳彦俊。

靳彦俊表扬他说：“你干得好，这里面有好些是我们的同志，这非常重要，我立即通知他们转移。”

由于朱彬的侦探及时、有力，在一定范围内帮助地下党保存了革命力量，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。

第五次立功：真空期尽力保卫大武汉

5月10日，解放军已挺进到武汉外围地区，随时都有可能发起进攻。国民党军政当局和敌特分子，全部慌作一团，准备开始撤离。

其实早在4月28日，白崇禧在酝酿并出台大抓捕计划之时，就已同步做好了撤退计划。

国民党的计划是从5月10日开始撤离，到5月16日全部撤完。

就在这一天，中统华中区书记吴慕风突然下达命令，要求朱彬提前作好计划，准备带领汉口站的大小特务，全部撤离到广州福山。

朱彬早已弃暗投明，又怎么可能再上贼船，继续和他们同流合污呢？

他早已作出了留在武汉的决心。

为了不让吴慕风产生怀疑，朱彬先把妻子送到长江对岸的武昌，也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打包，装出一副要逃走的样子。

但是从这天开始，他再也不敢在家里睡觉，担心夜里突然收到开拔的命令后难以逃身。

每天晚上只能躲在旅馆、浴池或者朋友家里，有时甚至一夜要换好几个地方，白天也不敢公开露面。

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

因为中统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反动组织之一，有极严格的规定和极严厉的处罚措施。凡被发现有叛变组织的，是一定会是处决的。

根据解放后透露出的一些信息，其实中统已初步掌握了徐行、朱彬两人弃暗投明的一些线索，在重庆解放前夕，专门从重庆派来两个特务到汉口，准备暗杀他们。

但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两个特务刚刚抵达武汉没多久，就落入法网，后来被“镇反”运动中被镇压。据他们亲口交代，他们此行的目的，就是要暗杀徐行、朱彬两人。

离武汉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已经可以扳着手头数，朱彬的心里越来紧张，越来越高兴，也越来越害怕，他整天坐卧不安，真的是象那热锅上的妈蚁，恨不得马上天亮，马上解放。

5月15日，张轸将军发动“金口起义”，带领全军将士加入到弃暗投明的行列，更助推了武汉获得解放的脚步。

驻守汉口一带的国民党军政人员，除第五十八军外，全部渡过长江，开始向武昌方向撤退，好继续南逃。

当天晚上的汉口，已成为名附其实的真空状态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防止动乱，有些地下党的工作人员，已经开始公开露面。

就在当天，靳彦俊又突然出现在徐行的家中，与徐行和朱彬紧急会面。

靳彦俊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：“汉口已成真空，解放军明天就会正式进入武汉，请你们两位再辛苦一夜，随同我们的同志一起上街维持社会秩序。”

于是，他们两人立即与地下工作组的同志紧急会合，开始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进行巡视。许多年以后，朱彬曾这样回忆当天晚上的情况：“这天夜晚，人们睡得很早，12点不到就进人梦乡。汉口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宁静，这就是经受了多年黑暗统治的武汉人民，在天亮前夕的喜兆。”

5月16日清晨8时，在喧天的锣鼓声和市民夹道欢呼的掌声中，解放军迈着整齐和雄健的步伐，开始向汉口市区挺进。武汉终于获得解放。

解放军进入汉口

随着武汉的解放，朱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。那种紧张不安的情绪，一扫而空。他平平定安地回到家中，开始与亲人团聚。后来还担任过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事的参事。

解放40多年以后，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根据自己当年经历，亲笔撰写《中统汉☐站长弃暗投明的经历》。在这篇回忆文章里，满怀感恩之情的他，写下这样文字：

回顾40多年前的今天，我在黑暗与光明两条道路上摇摆不定的关键时刻，是共产党伸出挽救的手，使我见到光明，走向康庄大道。

国民党反动派会把人变成鬼，共产党却可把鬼变成人。在武汉解放前夕，在地下党引导和教育下，中统汉口站长朱彬勇于决裂旧我，迅速靠拢人民，成功实现了身份的大逆转。

参考资料：

朱彬《中统汉☐站长弃暗投明的经历》

李晴《风雨相知六十年--记洪非和他地下时期的战友们》

彭献民《岁月的记忆——记我的父亲和母亲》

王锡珣《战地飞鸿》

李伟《信阳解放我开城门--记父亲的一生》

宋康年《品若梅花香在骨--追忆学兄陆洪非先生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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